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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小小的文章，却唤起打工人的热血回忆。不多评论，来找找共鸣吧！
手机上，时间显示为晚间十点半，距离她下班还有半小时。
“走吧，先偷偷去看她！”先生建议说。
女儿两周前找到一份冰淇淋店的工作，每次上工前都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，不可以没事就到店里去看她，“你们来，我会很紧张！”
向来是女儿控的父亲，表面上言听计从，私底下却打好如意算盘，事先调查她们夜间倒垃圾的路线，这样可以一边等候她下班，一边从旁保护她。
冰淇淋店离家不远。随着市政开放餐厅外食，防疫期间原本静谧的小镇，周末夜里华丽转身，变成一位青春洋溢的少女。禁锢已久的年轻人如纷纷出笼的鸟儿，大口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。
行经几家餐厅，有些店员已经收拾清理店面，准备打烊。逐步靠近女儿工作店的门口，我们伸长脖子，隔着玻璃窗找寻女儿的踪影。
“哎，看到了！看到了！”先生兴奋地指着说，“在厨房拖地耶！”“哇！长这么大，在家里连扫把都懒得碰，现在竟然在拖地！”不知为何，我心中竟涌出一股“吾家有女初长成”（长成一个认真负责，可以被交托任务的成年人）的欣慰之情。
望着女儿娇小的劳动身影，多年前打工的画面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高中毕业后，我随家人移民到南加州。母亲在台湾尚有一份公职待遇，父亲一人的薪资不够交房租，于是我和妹妹必须一边打工负担家计，一边完成学业。
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当柜台收银员。职场菜鸟的初体验酸甜苦乐交织，点滴在心头。好不容易把所有餐点菜单背得滚瓜烂熟，却在一次与顾客交手经验中完全挫败，自信心大受打击。
那天我正在擦拭柜台，一位白人太太前来，唇边沾着一抹番茄酱，嘴里嚼着薯条。
“Can I have some napkins?”（可以给我一些餐巾纸吗？）
“Excuse me?”（抱歉，您说什么？）
“Napkins!”（餐巾纸！）
我一愣，脑子里努力搜寻这个陌生的字眼。自认英文底子还算不错的我，从初一学ABC开始到高中毕业，六年中，大小模拟考试少说也有几百次，“napkin”这个单词从未出现过。瞬间，我杵在那里，像个木头人。
“Can I PLEASE have some napkins!”妇人不耐烦，重复问了第三次。我腼腆地傻笑，一时紧张，竟忘了向厨房里的同事求救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妇人瞄到柜台角落有一沓餐巾纸，随手抓了几张，撂下一句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：“How can you work here without knowing how to speak English?”（你不懂英语，怎么可以在这儿工作？）
残酷现实中的一句话，当场刺进上班族菜鸟的脆弱心灵。这句话放在种族议题敏感的今天，妇人可能会因此吃上官司。但是当时的我在转身拭泪后，决心发愤图强，把英文学好，不被人看低。
往后的日子里，我掌握了快餐店工作的每一个步骤，手脚利落，应对如流；并且任劳任怨，若有人请假需要代班，我一定自告奋勇，迅速成为老板眼中的好员工。工作期间若偷得一刻清闲，便立刻从包包里抽出咖啡色小字典，背诵几个单词，到后来字典被我翻到五马分尸。
拿着一小时$3.25的最低工资，我辛苦工作两年后，累积所得为自己买了生平第一台汽车——一台没有冷气的棕色二手Toyota（丰田）。记得有次发薪水，心血来潮的我开车载妹妹去邻近城市的购物商场。30分钟的车程，外头九十几度（华氏温度，32℃以上）的炙阳，我一边开车，一边飙汗，坐在身旁的妹妹不停用文件夹帮我扇风，心中涌出一份享受劳碌得来的、无以名状的成就感。
渐渐地，英文会话更加流利之后，我找到一份在社区学院有冷气的办公室里打杂的工作。上司是一位六十多岁，一张口便有咖啡味飘出的银发太太艾莉诺。办公室里的工作不外乎帮教授们接电话、复印、归档、打字等等，艾莉诺对我这个外籍学生照顾有加，常额外花时间教我美国文化里的人情世故，总是对我和颜悦色。
有次，一位心理系教授请我做学生资料归档。初抵异乡的我，不知道美国人的按字母排序通常是按姓（last name）而非按名(first name)。于是，当我小心翼翼把排好的资料交给教授时，她火冒三丈，对我咆哮了三分钟，要我重来一次。
教授离开办公室后，艾莉诺一声不响地走到我身旁，一边耐心解释该如何正确归档，一边亲自操作示范。安慰我说，那位教授的火爆脾气人尽皆知，要我别跟她计较。艾莉诺成了我打工生涯中永远不会忘记的贵人之一。
对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家庭来说，打工生涯属于他们生命版图里共同记忆的一部分。
妹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好莱坞山底下一家颇具盛名的中国餐馆。餐馆老板是台湾人，曾经担任驻南美洲大使的厨师，因此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文。他还是个业余收藏家，家中珍藏了上万甚至亿年的稀有化石，被他儿子形容为，踏进家中就像走进侏罗纪公园。这位厨艺精湛的老板，几乎每年都获得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食品鉴的四颗星大奖。
高中毕业的暑假，妹妹才16岁。或许是顾念娇小瘦弱的她手无端盘之力，上工第一个月，老板仅让她在餐厅里带位。打工时间通常在周末，每周六、日近深夜12点，我会陪爸爸开车到餐厅等她下班。漆黑的停车场里，父女俩坐在车里打盹，直到车门忽然打开，一阵油烟味扑鼻而来，满身疲惫，穿着凤仙装制服的妹妹坐进车里，才发动车子打道回府。
回溯那段打工岁月，妹妹说最难忘的是每天下午3点多，午餐客人潮退去之后，服务生“每人捧着一个碗公，里面盛饭和大厨用当天剩下的食材炒给员工吃的菜，各个蹲在吧台下吃饭的画面，有点心酸！”
跟当年的打工族比起来，如今的孩子们相对幸福许多。他们当中有人不是为现实所逼必须赚钱，而是为尝试不同的生命体验。我认识的家长中，有人不赞成孩子去打工，认为那是浪费生命，不如把时间花在课程精进或技能学习上，以后可以赚更多钱。
曾经历大江大海的父亲，打从我们小时候，就谆谆告诫人生不可旷日费时，必须勤勉劳动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18岁就离乡背井的他相信，打工是经由某种劳碌过程建立存在价值与成就感，是人生难得的体验与操练；过程中攫取的点点滴滴，都能帮助我们形塑更好的自己。
“现在可以来接我吗？”手机上传来女儿下班的简讯。
我们早就坐在冰淇淋店门口斜对角的椅子上等候。穿着红围裙的女儿走过来，手上握着四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钞，兴奋地宣布：“你们看，这是我今天赚的小费！”
语聆
创文公关同工，前新闻主播/记者。目前为《真爱家庭》杂志、《神国》杂志采访及撰写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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